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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入世十周年:石广生回溯中国入世的艰难历程

2017-11-19 03:44

石广生,原外经贸部部长,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时,他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最后协议上签字的人,2003年退休后便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2011年5月,当记者在商务部他的办公室见到石广生时,他告诉我,他希望淡出人们的视野,平度晚年,为此,他既不想写回忆录,也不大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进入正式采访前,他向我表达了两个清晰的观点:

第一,他不愿多谈自己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历届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统揽全局作出的重大决定;特别是到谈判的最后阶段,每一件事情都事关重大,作为一个部长能决定的问题已经很有限,有些重大紧迫问题要直接报告请示朱镕基总理直至江泽民总书记,特别重大问题还要经过国务院或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

石广生担任外经贸部部长时,恰逢谈判进入最艰难且实质性的阶段,他不仅要在前台指挥和直接谈判,还要在幕后协调各部委及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与汇报。他认为自己只是起了应该起的作用。他说,作为一个部长,如果说以前还能自己决定一些东西,但是在最后的谈判阶段,都是多年积累沉淀下的重大问题,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与权力”,其作用“充其量是起点参谋作用”。当有人赞誉他是“功臣”时,他说,作为一个部长,不为国家干事行吗?干好了原本就是应该的,而干不好,应当负责担当!他反复强调,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个历史事件中绝不能夸大我们这些具体谈判者的作用。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他说自己赶上了历史机遇,既经历了艰难,也见证了成果。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了15年,石广生在入世谈判收官阶段被委以重任,是经历了艰辛的谈判,也见证了中国的最终加入世贸。但他说,“因为我是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假如换个李部长或者是王部长,照样可以做好这件事,也许干得比我还好呢!”这是石广生的胸怀。

采访石广生两次,他给我留下三个非比寻常的印象:

第一,石广生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与强势的气场,但我仍然从内心尊敬他,因为谈话中他总是力求实事求是。

什么是石广生式的强势?如果仅从短短的两次接触中,不能不说他总是希望“带领”你或者是“引导”你,显然他习惯于驾驭与掌控局势,哪怕只是记者的采访,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石广生的强势。

在高层官员中曾经流传过石广生拍桌子的段子,1999年11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曾对所有参会人员通报石广生向美国人拍桌子的事情。事情的缘由是,1999年中美入世协议最后谈判阶段,距离美国要价遥远的“中国底线”,激怒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斯珀林虚张声势拍桌子站起来对中国谈判代表团说:“你们的这个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加入不了世贸组织!”心志高傲的石广生立刻站起身,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更响:“你记住,你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过去受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原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徐秉金告诉我,曾经与石广生谈判过的对手都有点怕他,包括号称“铁女人”的巴尔舍夫斯基。

第二,石广生是位政治家,其领悟中国决策程序与规则的深刻,仅仅是其一。

我曾向石广生提出两个问题:“当时面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他坦承地告诉我“是怕谈不成”。他说,我没想别的,比如国内怎么说我,但是我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来办,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是我们没有谈好,那就是我的责任。“当时谈判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是“守住底线分寸的拿捏”,困难在于你要把它谈成,该说的硬话你得说,但还不能把人说跑,因为中央是要谈成的。石广生深谙美国人的行事风格,吃软怕硬、知错就认,所以他敢对斯珀林拍桌子,敢对巴尔舍夫斯基瞪眼说不,紧紧抓住美国人放肆的过失,在不失中国人尊严的前提下,做到斗争有度,因为石广生深深领会中央意图,争取谈成!

石广生告诉我,他承担了一位政府官员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因为他知道,不能错过难得的历史机遇。1999年11月15日,当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完成签字仪式后,石广生离开人声鼎沸的签字会场,一个人回到办公室中,闭眼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不让任何人打搅,一幕一幕地开始回忆。在长达30多分钟时间里,他开始梳理:我们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我们拿到了什么?给出了什么?我们是拿到的多,还是给予的多?我们拿到的大还是给予的大?连续六天六夜的谈判使他的大脑思维减速,但是他强迫自己回答每一个问题的结果,他直言地说:签完字了,反而“心里面没有底了”。石广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得的多,给的少;得的大,给的小;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第三,石广生非法律专业出身,也没有受过专业谈判技巧的训练,但他是被共和国委以重任的部长,以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的理念,让他胜过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谈判过程中,能多争取一点就多争取一点,这是我们的职责。”石广生这样说。

结束与美国、欧盟谈判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应该很顺利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谈判又持续了一年多,主要原因是卡在多边谈判中的农业问题上。

农业问题谈判的焦点是国内对农业补贴的额度。按照世贸组织规定,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最高补贴额度不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10%,发达国家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5%。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不能超过5%。中国则明确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其意义自不待言。2001年,国内的农业生产总值2.2万亿人民币,如按10%的补贴,能够使用2200亿元的额度支持农业发展,如果按5%,不超过1100亿元。之前国内对农业的补贴欠账太多,不到500亿,还远远不到1100亿这个规模。石广生说:“一些发达国家拿这个理由卡我们,认为中国的实际补贴还不到4%。但是我们必须争取到这个权利,因为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需要为今后发展留出空间。如果中国让步,让出的就是未来中国农民的利益。”

此时,石广生的谈判对手换成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01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中美双边为达成共识再次谈判。佐利克说:“我让一个点,中国对农业的最高支持额度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6%。”石广生摆摆手说:“我的要求是10%,不能从5%开始,从5%开始,看起来好像都是你在让步。如果这样谈,咱们就到此为止吧!”佐利克也想谈成功,他不断加码,石广生则是始终不同意,免谈。当抬高到7%的时候,石广生对佐利克说:我的权限是10%,这样吧,降一个点,9%怎么样?这可是冒政治风险的,和你达成协议以后,全国人大很可能就把我撤职了,下次就不是咱俩谈了。佐利克在向白宫请示后再次开价7.5%。石广生告诉我,当时中央给他们定的底线是7.5%以上,虽然谈成终于有望,但是石广生并未止步,他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之后,佐利克继续开价到8%,石广生则坚持为9%。是石广生打破僵局说,我再冒一次政治风险,再降0.5%,就8.5%吧?最后双方握手达成共识,中国对农业的最高补贴额度不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已经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了。

石广生对我说:“作为一个谈判者,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能给国家多争点利益就多争点利益,并不是拿着谈判底线的尚方宝剑去完成任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石广生和他的前任部长们以及整个谈判团队都尽力了,在中央和各个部门给的“底线”基础上,他们为了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能多争一点就是一点,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中国入世十周年:石广生回溯中国入世的艰难历程

一、15年:从“复关”谈判到“入世”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1日晚,石广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随后,他向WTO总干事递交了江泽民主席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从1986年我国正式递交“复关”申请算起,谈判经历了15年的漫长历程,其间经过了几届政府。石广生认为,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申请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全面了解中国入世,必须要与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谈判联系起来,不能隔断前面的历史,因为从“复关”到“入世”,我们对它的认识和谈判是有一个过程的。

《21世纪》:您是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参与者和谈判的领导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石广生:“入世”我本人参加了最后一阶段的谈判,应该说,作为具体负责同志,没有一个人是从头谈到尾的,任何人都是轮班上岗的。从谈判开始,第一任部长是郑拓彬同志,后来是李岚清同志和吴仪同志,最后才是我;主管谈判的副部长、谈判代表也是,一开始是沈觉人同志,后来是佟志广和谷永江,最后是龙永图。

《21世纪》:您能否谈谈中国在对待“复关”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是个什么样的认识过程?

石广生:应该说是经历了从不了解、到初步了解、到必需加入的三个认识阶段。什么叫关贸总协定?在1947年10月,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世界贸易部长会议,这时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消耗很大,各个国家都非常困难,当时每个国家都紧紧地守住自己的市场,因此,出现了各种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全球的贸易就会萎缩,对谁都不好,首先是对大国不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贸易组织呼声渐高,当时不叫世贸组织,而是叫国际贸易组织,哈瓦那会议的结果是发表了《哈瓦那宣言》。但是,这个《哈瓦那宣言》需要得到各个国家议会批准,后来有的国家议会批准了,有的没有批准。但是,当时远水解决不了近渴,为了解决当即的困难,挑头的一些大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等10多个国家达成共识,先就贸易部分,特别是关税部分进行谈判。因此,就搞了一个关于贸易方面的宣言,形成了一个协定就是关贸总协定,这个宣言和协定主要是减让协议各方的关税,寄希望将来某一天国际贸易组织成立时,把这总协定纳入该国际贸易组织之中。

《21世纪》:这个《哈瓦那宣言》后来的命运如何?

石广生:《哈瓦那宣言》即关贸总协定从来没有获得协定方各国的普遍正式批准,因为美国国会就没有批准,所以关贸总协定一直沿用到1995年1月1日,它实际上一直是个临时的协定。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临时的,其任务是降低关税、举行关税谈判、消除贸易壁垒,但是它越搞越实,越搞越发挥作用,从当时只有几家成员到后来变成有100多个国家。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关贸总协定中受益,加之美国的逼迫,于1950年台湾退出了关贸总协定。为什么美国逼迫国民党政府退出呢?这是因为美国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早晚要登上国际舞台,美国害怕把中国国民党政权驱除后新中国取而代之,美国不愿意看到新中国得到利益,国民党政权当然只能听之。

台湾退出以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一些成员国家就不承认这种退出是合法的。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一手遮天,国民党政权就退出了。应当指出,台湾当局虽然是根据关贸总协定规定的程序退出的,但是从1949年10月1日起,新中国成立,台湾当局已无权代表中国,所以说其退出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但是到了1965年,台湾当局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又申请当观察员,在1965年,关贸总协定接受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国大会的申请。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11月16日,第27届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参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精神,取消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

当时中国刚进入联合国,并不十分清楚关贸总协定是怎么一回事。按照国际惯例,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国自主决定不参加,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做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不申请、不恢复。为什么会是这样?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中国看来它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当时联合国成员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才四五十个成员,多数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不想参加这个富国俱乐部,当然也有不知深浅的原因;另外一点,它是搞市场经济的,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当时我们对国际组织了解得很少,在不了解情况下干脆不参加,所以就放下了。

《21世纪》:这段历史在李岚清同志的《突围》一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石广生:对。一放就到了1980年。这个阶段我们开始了解关贸,觉得它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时我们“文革”已经结束,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认识到关贸总协定对发展我国经济有好处,最主要的是希望以此打开对外贸易之门扩大出口。那时中国缺少外汇,要扩大出口来赚取外汇。可是怎样才能扩大出口呢?睁开眼睛一看,大部分与我国做贸易的国家都是关贸总协定成员。有一点非常重要,关贸总协定成员之间的税率与非成员的税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成员,这就对我国扩大出口形成一大障碍。我们就开始考虑:第一步要对关贸总协定进行了解;第二步要探讨加入的可能性。

从那以后,我们把关贸总协定的总干事请来当面了解情况,后来又派代表团出去考察,比如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问一问加入有什么成本?加入之后有什么好处?做了很多调查研究。1983年1月,国务院做出决定,申请恢复(因为中国是创始国)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到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复关”申请。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复关”谈判历程,由于少数国家的阻挠,中国“复关”未果。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调整了美国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立场,谈判进程有所加快。后来,1995年,由关贸总协定转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长达7年的谈判。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了加快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战略决策。归根结底,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1998年新一届政府一上任,形势就很严峻,遇到全国水灾、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不利事件。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当年GDP增长7.8%,出口增长仅0.5%,当然,这0.5%也来之不易,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作为外经贸部部长,寝食难安,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可持续发展?从长远说,还是要靠国家的改革开放,靠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举措!当然,那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我们要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我们加速谈判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 加入世贸组织利与弊的判断和分析

《21世纪》:中国申请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必要性是怎样认识和形成的?

石广生:中国是八六年提出复关的。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仍是计划经济为主,我认为当时复关的着眼点还是以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为主要目标的。但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世界上经济全球化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开始认识到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发展对外经济和扩大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为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准则而制定的规则,同时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也是我国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和平台,为我国发展经济拓展了空间和环境。由于我们的认识清晰了,对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就更主动、更积极了。1999年,中央决定加快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始了边对外谈判、边内部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1999年11月完成了与美国,之后与欧盟的双边谈判,为最后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2001年12月11日,中国最终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我认为,这个认识过程是由浅入深和不断深化的。比如说“复关”阶段,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还没有清晰的经济全球化概念,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演变、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对利弊的认识和判断也在不断地深化,我们逐步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够加快我国的发展,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但是我们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开放市场也定会有其弊,权衡其利弊,中国的判断,是利大于弊。

《21世纪》:十年之后,您如何总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呢?

石广生:我认为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是有认识和准备的,同时也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中国肯定有利,也有弊,但结论是利大于弊。十年后的今天,实践证明了中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第一个利,在于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利。中国经济取得了十年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按世贸组织的规则修改了这么多法律法规,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促进了建立和健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个利是中国有了条件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大的受益者。世界科技发展到今天,在通讯、交通如此便利的情况下,世界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如果哪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其快速发展已成为不可能。当今的世界,利用世界的资源、世界的信息、世界的市场、世界的资本,世界的人力,谁运用得好谁就发展得快。当然,参与其中会有很多弊,关键在于你参与本事的大小,你参与的本事大,你就能趋利避害,你的利益就大,弊就小;你参与的本事小,弊大于利,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假设不参与,最大的弊就是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我认为小平同志选择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对的。尽管世界会出现诸如金融危机等,会对我国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种改革开放是不能动摇的。

第三个最大的利是我们能够跟别人一起制定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的规则。世贸组织不仅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甚至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在制定这些规则时,如果我们不参与就变成人家制定规则你执行。有人说我不加入可以不执行,可是世界98%以上的国家是世贸组织的成员,你无论跟谁打交道等于是被动地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不是成员却要执行成员义务,但是享受不到权利。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的发言权越来越重要了,现在新一轮谈判就是这样。我们正在制定世贸规则中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21世纪》:那么,您怎么看“弊”的呢?

石广生:当然有弊,也可称其为“挑战”。我认为对“弊”要有辩证的思维去认识和应对。第一个“弊”是开放市场,让出一块市场。用此去换别人的一块市场。让出一块市场肯定对我们是一个损失。但是只想让人家开放市场,我们不开放市场,那可能吗?开放市场应该是相互的,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开放了市场,同样我们也有权利进入别人的市场。

第二个“弊”是开放市场以后,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竞争更加激烈了,过去中国的企业要与国内企业竞争,现在还要与国外企业竞争,在中国市场跟国外企业竞争,在国外市场跟国外企业竞争,而且面临的竞争对手都是很强大的。这对中国企业当然是一个弊,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企业要发展,做大做强,你不面对这个竞争行吗?所以,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失败了不是加入不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是你自己竞争力不行。

还有一个“弊”就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上遇到的巨大挑战。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习惯于直接管企业,直接管价格,直接管这个,直接管那个,总之,直接管理经济生活。现在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不能也不应直接参与经济了,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正确运用好各种经济调控的手段,间接管理经济了。加入世贸后,大量的外资企业进来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要公平待遇;商品进来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工业,这对政府管理经济模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这对政府是一个重大考验。但是,既然在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早晚要面对这场改革。我想这也是一个弊,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很欣慰的是,中国入世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对外认真履行了承诺,遵守了世贸组织规则,对内面对挑战,务实应对,趋利避害,真正实现了利大于弊。

中国入世十周年:石广生回溯中国入世的艰难历程

三、加入世贸谈判的过程及主要内容

《21世纪》:从申请“复关”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总体来看,我们的谈判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石广生:我算了一下,多轮的谈判,仅“复关”这一段一共有19次复关工作组会议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会议谈判有18次。

《21世纪》:什么是工作组会议?

石广生:申请“复关”后,首先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凡想跟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这个工作组,工作组组长由关贸总协定驻日内瓦某一国的大使担任。这个工作组会议在“复关”这一段,就是1995年以前谈了19次,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会议谈判18次,这些谈判是多方、多边的,双边谈判不包括在其中。另外,中美之间双边谈判有25轮,中欧谈判有16轮,还有36轮与各个国家的谈判,这是正式谈判的次数,多、双边非正式磋商就不计其数了,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说工作量是很大的。

《21世纪》:双边谈判是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吗?

石广生:复关谈判阶段,主要是多边谈判,当然也有许多双边磋商。正式双边谈判是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多边谈判就是工作组会议,就是一家跟多家谈,在复关谈判阶段,工作组会议内容主要是审议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加入关贸总协定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对中国涉外的经济制度和体制进行质询,包括外汇制度、贸易体制、市场机制、作价原则,与贸易有关的经济、体制和制度等提出问题,我们来回答,这叫审查,就是审查你够不够基本资格。这一过程从1986年一直谈到1992年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止,用了七年时间。

谈判起始各方提出的问题很多,但后来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展很快,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了。比如说汇率并轨,当初是个难题,后来我们并轨了,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如果申请复关谈判主要是审议中国入关资格的话,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工作组会议主要谈判内容就是中国如何承认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问题。世贸组织有几项基本原则,一是非歧视性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贸易互惠等;二是开放市场原则,包括关税减让、消减非关税壁垒等;三是公平竞争原则,包括公平贸易、透明度、全国贸易政策统一等。工作组会议就这些内容谈中国如何遵守规则。

双边的谈判,就是一个一个国家地谈。当时世贸组织有142个成员,提出与我们进行双边谈判的有36家,这36家必须一个一个地谈完,并达成协议,否则不能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更不能表决。在这36家中,有的很简单,有的却非常复杂。很简单的比如说乌拉圭、新西兰,中国只要解决羊毛进口问题就行了;马来西亚只要解决棕榈油就好了。这些比较好谈,谈几次就达成协议了。最最难谈的就是美国和欧盟,美国摆出一副我就是代表世界来谈的架势。双边谈判主要谈市场准入,让我们开放市场,涉及到许多敏感的大宗商品有小麦、玉米、棉花等。这是商品的准入问题。还有一个是服务贸易的准入问题,比如金融、保险、电信、国内零售、对外贸易权等,还有汽车。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是美国要价最高最多,所以只要美国能谈成,基本上就覆盖了其他成员的要求。因为按世贸规则,与任何一个世贸组织成员谈的结果其他成员都能共享,基本上是美国谈成什么样其他国家可以坐享其成。

《21世纪》:欧洲是什么个性?

石广生:用时任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的话说,欧洲就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我们跟美国谈完了以后,拉米来了。我原来想,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欧洲再签一次就可结束谈判了,但拉米强调,你不要指望欧洲吃美国的剩饭!我得超过美国的要求。天呀!我再没有可拿的东西了,他还要加码,怎么谈?!我跟拉米多年打交道很熟悉,最后也成了好朋友,真是不打不成交。我说:“你不现实了,中美谈判结果,已经使中国没能力再承诺新内容了。”他说那不行。后来我们研究,如果一点不考虑欧洲的个性也不行。大的原则问题照顾欧洲已不可能了,最后多批了欧洲几家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也算给了欧洲一个面子,最终达成了中欧协议。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是与墨西哥的双边谈判,那时墨西哥即将进行总统大选,大选之前往往政治成分大于协议内容,他们不敢让步,怕丢选票,为了“日落”的反倾销条款僵持了好几年。后来新总统上台要政绩,派贸易部长来中国,他是悄悄来的,并说,你们的条件我们接受,但是既不能公布也不能签字,墨西哥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跟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言外之意是,墨西哥为自身利益争到了最后一刻。我说对中国没有困难。直到中国双边谈判全部结束前,中墨整个谈判才在日内瓦签的协议,其实半年以前我们就谈好了。这个部长最后当了外长,也成了中国的好朋友。

四、 中国复关和入市谈判遇到的三次政治干扰

《21世纪》:中国15年的谈判历程非常坎坷,虽然世贸组织是一个贸易组织,但是在吸纳世贸组织成员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政治因素参与其中。从“复关”到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受到了三次大的政治干扰。第一次政治干扰是什么时候?

石广生:第一次大的政治干扰,是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在此之前的谈判,应当说是很顺利的。

当时,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不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看好中国的改革前景,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但它们还是想把中国吸收进来。

但“六四”政治风波之后,风云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华实行经济制裁,把阻止中国“复关”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以前谈的全部推翻,中国工作组的工作中断了一年十个月。

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我们不仅仅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一场恢复国际外交和经济地位的谈判,更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围堵和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工作,李鹏总理出面给关贸总协定所有缔约方的政府首脑都写了信。由于李鹏总理的信,再加上我们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恢复。

《21世纪》: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石广生:第二次大的政治干扰发生在1998年6月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和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两次计划签署协议都最终没能实现。1998年克林顿访华,本来是想把中美达成协议作为他访华重要成果的。为此,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两次来中国和我们谈判。第一次谈,我们明确提出,到底美国想不想达成协议,想达成就好好谈,不想达成就算了。巴舍夫斯基表示想达成。第二次谈,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双方进一步努力,可以达成协议。我们建议签字,他说等克林顿到达访华的第一站西安时再说。结果,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国内吵翻了天,美国国会很多人指责他不应该访华,签协议是给中国人送礼,等等。克林顿骑虎难下,他不能不来华访问,但他采取了一个策略,只要访华,本身就是成功,其他什么都不干。自克林顿抵达西安后,巴舍夫斯基在北京和我们的谈判就越谈越远,条件越来越苛刻,我们知道没戏了。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致,但美方错误判断形势,觉得国会不能通过,美方又错过了签字机会。但是随着朱镕基总理在美国各地的访问,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美方为了消除其国内的反对声,单方面公布所谓的“中美谈判清单”(实际是美方向中方的要价清单)后,美国企业界反响很大,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结果,非常支持。此时,美方态度又发生转变,当中国代表团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克林顿打电话给朱镕基总理说,能不能够把谈判班子留下来,作一点最后的修饰,就可以达成协议?如果时间来不及也可马上到北京去谈。朱镕基总理说,我主张到北京去谈。结果,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谈判的人就赶来了,但美方仍坚持要高价,谈判未果。

《21世纪》:第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应该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吧?

石广生:对。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中止中美双边谈判。

这一阶段,克林顿多次给江主席打电话,表示炸馆是个误会,向中国道歉,建议重启双边谈判。接电话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场。江主席说,在当前中美关系的气氛下,在炸馆事件没有妥善解决之前,中美再谈世贸组织双边协议是不合时宜的。每次通话,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江主席都如是回答。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一直到9月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APEC首脑会议,鉴于炸馆事件基本上得到处理,美国赔偿、道歉基本到位了,中央决定在奥克兰首脑会议中美元首会见的时候重启谈判,条件是必须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那时候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审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牵扯我们大量精力,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克林顿总统表示同意,尽力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当时美国人很急切,看到中国同意恢复谈判,巴舍夫斯基就向我建议双方宣布达成协议。我说,你要现实点,你完全同意中方提出的方案,我可以签,不然江主席问我,咱们的要求美国都答应了吗?我没法回答。事实上,美国人就是想向外界表示中美关系缓和了,与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可我们是要达成实实在在的协议,不能这样做。

五、中国与美国谈判及得与失

《21世纪》:您能介绍一下与美国达成协议最后谈判的情况吗?特别是朱镕基总理自己来到谈判现场的情况。

石广生: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正在谈判,接到了朱镕基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们说,朱总理要与钱其琛、吴仪等一起来谈判现场。朱总理到了以后说,我要直接跟他们(指巴舍夫斯基和斯珀林)谈。

《21世纪》:关于朱总理为什么亲自来到谈判现场,李岚清同志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写道,是江泽民总书记请朱镕基亲自到谈判现场的,是这样的吗?

石广生:1999年11月15日正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因为参加谈判没能参加会议。我听说,江泽民总书记对朱镕基总理说,你(指朱镕基总理)去看一看吧,看看有什么问题。这样,朱镕基总理就来了,我事前也不知道。

《21世纪》:与美国最后谈判的六天六夜,给您留下记忆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石广生:最后的六天六夜我都住在办公室,基本上没有睡觉。与美国谈判很辛苦,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基本上是连轴转,每次谈判之间休会,时间不定。在此期间我要向中央与国务院汇报,谈判代表团内部也要商量,休会后再接着谈。

《21世纪》:您能介绍一下14日凌晨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况吗?

石广生:大概是凌晨12点半到1点之间,江主席给我来电话,当时我正用红机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情况。总机对我说,打断您一下,江主席来电话了。朱总理让我放下他的电话,赶紧向江总书记汇报。江总书记问:情况怎么样了啊?我说:江主席,您还没有休息呀?江总书记说:没有,你们不是也没有休息嘛!我把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他问我:有什么问题啊?我说有1、2、3……等问题。

过了半个小时,朱总理来电话,他说:江主席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你刚才汇报的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朱总理问我,是不是所有的部长都来?我说有关部门的都来吧。结果我一数,大概有十七八位与此相关的部长。

会议由朱总理主持,主管的国务院领导和十七八位部长们参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最后由朱总理拍板,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国务院召开会议后,我赶回外经贸部,五六点钟再与美国人接着谈判。那时候我60岁,龙永图同志比我小几岁,还都能撑得住。真是茶饭不思,实在太困了就眯一下。

《21世纪》:当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您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石广生:跟你说实话,处在连续多天的高度兴奋状态,脑子都有些转不动了。当签完字之后,我自己在办公室静坐了半小时,不让任何人打搅,静思六天六夜的谈判。

《21世纪》:您描述的这个细节很有现场感。相比较您的深思,似乎美国人很亢奋?

石广生:是。我来到签字室后才发现,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和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都没有来。秘书告诉我,他们俩在二楼签字室旁边的一个女厕所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那时克林顿总统正在空军1号上洗澡,这是斯珀林事后跟我说的,正是因为总统在洗澡,所以他们等待的时间长了点。斯珀林说,报告总统,世界最艰难和伟大的谈判结束了!巴舍夫斯基接过电话,报告总统,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回国后请你接见一下我们谈判班子。

有意思的是事后,当时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伯杰拜访我时,他向我请求看看那间女厕所,因为巴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打电话时他也在空军一号上,是他首先接的电话。我领他看了二楼签字室旁边的那个女厕所。他向我建议说,你应该给这个厕所立个牌子,说明他们俩曾在这里给克林顿总统打过电话。

《21世纪》:您这样做了吗?

石广生:没有。

《21世纪》:中美经过六天谈判终于达成双边协议,您是否能够介绍一下当时美国承诺了什么与我们守住了什么的大致内容?

石广生:首先是美国承诺的五点内容:第一是承诺无条件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第二是放弃一般保障条款要求(即对中国随时可解除中、美之间的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是放宽向中国出售高新技术;第四是2008年后取消对华纺织品进口配额;第五是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合理的反倾销条款15年后废止,特保条款12年废止。我方坚守七个大问题:第一是不开放A股交易;第二是基础电信合资股比外方不超过49%,增值电信合资股比外方不超50%的股权;第三是寿险合资公司外资占比不超50%;第四是基础电讯出入中国的端口局;第五是音影娱乐软件允许分销,不允许制作;第六是下调汽车关税,2005年降为30%,2006年7月1日进一步降为25%;第七是保留了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

上述内容说起来简单,但谈判起来确是复杂的工程。

《21世纪》:您怎么看待中国入世谈判的得与失?

石广生:我认为,任何谈判双方没有相互妥协、互相让步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我认为,关键问题是要看你能得到的是什么?妥协让步的又是什么?为了国家获得更大以及更长远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取得协议的达成,对我们是最终有利的。中美达成协议,使中国扫除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障碍,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可能,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解决了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关系。

《21世纪》:谈判中我们做了哪些让步?您能描述它们吗?

石广生:我们让步有三条,第一是反倾销条款;第二是特保条款;第三是纺织品的过渡期。

《21世纪》:这三个让步是在与美国最后一天谈判时的七个问题之中吗?

石广生:纺织品过渡期不是,前两个是。关于反倾销条款,在世贸组织里面是有规则的。什么叫倾销?是指一国(地区)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其国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将其商品抛售到另一国(地区)市场的行为。西方国家当时提出的标准是以第三国相同产品的价格成本来判断我国是否倾销。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一直在指责我们的商品价格成本是不真实的,是政府作价的。美方不仅坚持这一条不合理、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条款,而且还想将它永久化,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中国做些让步,也必须有“日落条款”,也就是该条款必需要有终止期,过期作废。最终为了中美完成谈判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双方各做出让步,中方暂时同意其不合理条款,美方同意到期结束,经双方激烈谈判,同意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15年自动废止,即按世贸组织规则判断倾销。

关于特保条款,在WTO规则中,保障条款是允许的,也是有详细规定的,保障条款就是当WTO成员在来自其他国家商品进口数量太多,增量过速时,对进口国产生了严重损害和严重威胁时,进口国成员可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如数量限制,增加临时关税等,但是WTO对“严重危害”和“严重威胁”是有严格界定和标准的,对限制措施和增加关税是有严格规定和程序的,同时还必须对进口相同产品的所有成员一视同仁,不得歧视。中美谈判中,美方对中方提出两条不合理要求,一是对中国实施一般保障条款,即美方有权随时中止给予中国的WTO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中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是中国坚决不能同意的,最终美方撤回来这一不合理要求。但美方又提出对中国实施特殊保障条款,所谓特殊,就是美方在执行WTO保障条款时,可以只针对中国,这是违犯保障条款非歧视规定的,并且这一特保措施还要永久化。中方为了求得最终的中美全面协议,经研究,作为让步,中方可暂时同意这一不合理条款,但必须要有自动终止期限。经双方激烈谈判,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12年该条款自动终止。失效后,双方严格执行WTO保障条款。

纺织品特殊限制措施242条款的截止日期2008年12月31日已经过去了,纺织品2005年取消配额,我们同意延长了三年到2008年。现在期限已过,中国已全面享受WTO成员无配额权利。大致的重要妥协就是这三项。

中国入世十周年:石广生回溯中国入世的艰难历程

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机制和世贸组织知识在中国的普及

《21世纪》:我很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过程。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是“黑箱作业”,是这样的吗?

石广生: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我们谈判涉及的所有问题,包括农业、电信、金融、汽车、服务业,以及市场准入的内容等等,都是事先向各个部门征求意见,我曾亲自与这些部门的部长们交换过意见,部委之间不同层面也是交换意见不断。比如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他们把“底线”交给我,只要他们说不行,我这里就是不行。我记得吴基传曾对我说,“老石,你给我把住底线就行了”。当然,这些底线都是经过国务院会议专门讨论的,我不能越雷池一步。我认为大家都是为国家利益,我负责谈判也是为国家利益,这是一致的。对谈判影响比较大的产业,我们还十分注意直接听取企业的意见。我们曾经把一汽、二汽、上海汽车等汽车界的老总请到外经贸部,专门向他们通报谈判的情况,请他们对谈判方案提出意见。实际上,最后汽车减税的公式就是按照汽车产业提出的意见谈定的。关于石化产业,每一次重大谈判结束后,我们的谈判人员都会走访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参加《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前,我们也多次开会听取了企业的意见。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还亲自听取地方领导同志对加入WTO的意见等。

《21世纪》:您能否具体谈谈与部长们沟通的环节?

石广生:还拿电信举例,我觉得吴基传部长说的是正确的,比如“关口”问题。什么叫关口?中国电信有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关口,无论是从天上、地下传输的电子信息都要通过这三个关口进出。谈判时美国人提出他们不走中国的关口,想自己另建一套,这能行吗?!国家主权从何谈起?国家安全如何保障?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问题。我对巴舍夫斯基说,这个问题咱俩没有谈判的可能,如果美国坚持自建关口,我只能对你说再见了,中国可以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不会同意这一条。后来他们就不再提这一条了。

《21世纪》:还有其它的例子吗?

石广生:当然。比如资本市场也不能放,为什么?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泰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资本进出自由的话,在当时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下,中国经济必将出现大起大落。资本市场当时绝对不放开是中央做出的决策,这是底线!谈判不仅涉及到金融、股市,还有人寿保险,AIG是世界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要求在中国设全资公司。他确实很难缠,在美国他找克林顿总统,在中国他找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而且谈起来没完没了。当时中央的方针很明确,只允许外国寿险公司以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底线是外资股份不能超过50%。因为我们不能把中国的人身保险系在外国公司身上;同时也是出于保护中国保险公司的利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AIG出现了大问题,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点后怕,如果当时态度稍不坚定,或者动摇了,或者没谈下来,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出手救助AIG,中国保民一生的积蓄就都没了。我们当时死死地顶住,现在看来,这太重要了!

《21世纪》:李岚清同志在他的《突围》一书中谈到从“复关”到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谈了15年,他总结了7个问题,其中第五条谈到:谈判中各个部门的意见分歧很大,很难协调,经常吵架,这与您描述的情况有些不同。

石广生: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复关”谈判的初期,入世谈判后期虽然也有分歧,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也很正常,但是很少有谈不拢或者争吵的情况出现。在申请“复关”谈判初期,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人们开放意识远不及后来,在初期的时候,因为大家对要不要“复关”的认识都不是一致的,理所当然地难以协商一致了。到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期,伴随着人们越来越强的开放意识,再加上中央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各个部门对入世的认识也在升华。

到我接手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第一,人们认识到中央决定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是正确的,而且不加入是不行的,有这个认识和没这个认识是大不相同的;第二,伴随着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部门改革的重要性,所以统一思想就相对容易了。各个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是从大局出发,事情就好办了。

《21世纪》:我想问一下农业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入世谈判对农业问题的让步太大,是什么原因?

石广生:农业问题有其特殊性,因为农业管理职能比较分散。比如农产品进出口、化肥等主要是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分管;农业税收、农业补贴是财政部分管,农田和种植以及种子等由农业部管,而农产品质量监管是国家质监局分管。因此,涉及农业问题要与多个部门协商,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入世谈判,关于农业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准入量,二是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减让,三是农业补贴允许额度。这三个问题都是经过协商和经过一定会议决定的。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并未受到大的冲击,对外承诺是适当的。

总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决策是民主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过程。

《21世纪》:在最后达成协议时您负责指挥第一线的谈判,如果从体制或者决策机制角度看,我们的体制或者决策机制是否具有优势或者还是相反?

石广生: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我们切身体会到我们的决策体制很有优势,即高效率的协调机制,这一协调机制具有权威性。入世谈判是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调整,必须有一个高效的协调机制才能确保我们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党中央、国务院一旦做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认真贯彻执行,这是中国的强势所在。当时的外经贸部是负责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谈判的职能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和决策,组织对外谈判,在部内是部长负责制,副部长各负其责,另外还有一个大的谈判团队,由国务院各部门派员参加,统一指挥,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完成这一重大谈判。

《21世纪》:谈判长达15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动用其组织与动员优势,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有关中国加入WTO的各种信息,特别是如何应对挑战深入人心。

石广生:中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中美达成协议签字的时候,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履行谈判中的承诺,这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各级领导干部了解世贸组织以及它的基本原则与规则,同时要了解我们对外的承诺和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以便遵守。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让他们明白中央决策的意义、谈判内容、利与弊,以及如何趋利避害与应对。

《21世纪》: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民学习世贸组织知识,印象非常深刻。

石广生:全社会学习大致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我记得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春节,第一个学习班是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学习班,江主席和朱总理都作了讲话,我本人也汇报和介绍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第二是地市领导干部的学习,分别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举办,培训地市以上的干部;再有就是全社会的学习,有一段时期全民都在谈入世,关心中国入世。我觉得中国的事,只要领导重视,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

《21世纪》: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知识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普及程度,这里有其它的原因吗?

石广生:对,世界上这么普及世贸组织知识的还真没有,恐怕也是唯一的。中央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是一个小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东西很少,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另外,世贸组织大部分成员国本身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我们是由计划经济演变成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如果没有思想与行动上的变化是应对不了的。中国当时是开放时间不很长的国家,人们的开放意识、市场意识还很薄弱,又是这样一个大国,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了解世贸组织的规则,以及遵守承诺,更好地面对挑战,迎接新的胜利。

《21世纪》:依照您的说法,这次对世贸组织知识的学习与认识,实质上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

石广生:当然!除了中央举办的高级干部学习班,各部门也都在自己办学习班,各行各业都在熟悉世贸组织规则与承诺,包括农业、汽车工业、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在办学习班;而且各省也都在办。一时间,我们的谈判人员,包括大学教授为讲课忙得不可开交,需求量很大。为普及世贸组织知识,我们出版了一套丛书,江主席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所以说,这是世贸组织规则在中国的一个大普及,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理念和知识的大普及。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意义是深远的。

作者:赵忆宁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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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9 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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